[原创]“Mandarin”与“普通话”

    “Mandarin”是否可以翻译成“汉语”“国语”“华语”“普通话”这样几个含义和界定都非常清楚的学术术语，仍未得出定论。鲁健骥老师在《“普通话”译为“Mandarin”之我见》一文中提出，把“普通话”译为“Mandarin”并不准确，他认为“汉语”或“中文”“普通话”都是术语，凡术语都有特别的内涵和界定，不能随便翻译，同时认为“Mandarin”既不是“汉语”或“中文”，更不是“普通话”的同义词，而“mandarin”是外国人的叫法，其含义不清楚，用得也很随便，对此笔者表示赞同。
    “Mandarin”一词较早出现在海外学者的论著上，有迹可考的是在明清时期。明末来华的传教士万济国著《华文官话语法》，其中“华文官话”四字对应的西文是“Mandarin”，也作“Mandarin Chinese”。“Mandarin”可否翻译为“华文官话”，我们不妨考查一下。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《英汉大词典》（下卷）对“Mandarin”的解释为“官话、国语”。而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王同亿主编译的《英汉辞海》中也作出了同样的解释。如此说来，“Mandarin ”一词既可以指“官话”，也可以指“国语”。
    “官话”一词首见于明代，最早见于张位《问奇集》中：“江南多患齿音不清，然此亦官话中乡音耳，若其各处土语更未易通也。”“官话”作为标准通用语的名称，是以中国北方语言作为基础的。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，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曾用罗马拼音对当时的北京话作了大量记录，从中可知当时的北京话不是现在的北京话，也不是现在的普通话，而是明朝的官话，即吴语。而后，满人入关，“官话”则发生了新的变化，形成了由明朝官话和满话结合的满式汉语，即“满清官话”。随着满清政权统治的加强，各地行政官员的口音即成为各地的标准口音，并在当地不断地渗透壮大，最终使“满清官话”成为中国的“国语”。自然当时外国传教士和一些学者所提到的语言多数是这种官方语言，即“官话”，这在鲁文中也有提到。
    同时这在外国人编写的汉外词典及语言学书籍中也均有体现。1857年伦敦会印刷处（Landon Mission Press）出版的艾约瑟（Joseph Edkins,1823—1905）编写的《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Mandarin Dialect》，中译本译为《官话口语语法》。这里的“官话”便指当时普遍使用的汉语。而在1901年由上海美华书馆（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）出版的狄考文（Calvin Wilson Mateer,1836—1908）编写的《官话课本》（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）和《官话简明教程》（A Short of Primary Lessons in Mandarin）中也得到体现。因此“Mandarin”所指的并不是某一种方言，而是当时各方言区普遍使用的共同语，即当时的“官话”，后来的“国语”。
    1955年10月相继召开的“全国文字改革会议”和“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”决定将规范的现代汉语定名为普通话，即“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，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，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”。而海外的说法是“普通话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纳的一种作为汉语的官方发音。它是以北京话为标准音，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，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汉语标准”。所以海外的一些学术刊物或著作中依然用“Mandarin”作为“普通话”的英译，在他们看来“普通话”就是官方语言，其中存在着文化、思维的差异和认识的不同。
    由此可见，“官话”“国语”“普通话”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历时关系，即现在全国推行的普通话是在“官话”“国语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，但是它们依然只是某一历史时期的不同称谓。随着历史的迁移有些称谓已经发生了变化，正如今天，我们不能用“官话”指称“普通话”一样，“mandarin”也不能代替“Chinese（language）”或者“Putonghua”。所以“Mandarin”可以翻译为“官话”“国语”，或是用它们来翻译，但只局限于一定的历史时期和一定的语言环境，至于是否可以翻译为“普通话”，笔者认为是不太确切的，因为它却非严格意义上的汉民族共同语，因而翻译时应当慎重。
 

——自《世界汉语教学学会通讯》2009年第1期